近日，安徽合肥刘先生向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讲述自己的遭遇，这对不幸的父子到底谁“病”了，其间到底有哪些令人匪夷所思的遭遇？记者多方调查试图揭开真相。 今年55岁的刘先生说，自己从最底层干起，如今也算个成功的水产商人，但在处理婚姻家庭上却不是很顺利，结婚两次育有6个孩子，现年16岁的三儿子小锦（化名）一波三折的“看病”经历，成为他人生的“梦魇”。 刘先生介绍，为了让儿子接受好的教育，经朋友推荐，他每年花费数万元，把小锦送到一所集托育、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五位一体的民办全日制寄宿制学校。 小锦的异常发生在2024年9月。刘先生说，2024年8月23日，家人发现小锦右侧脖子有个鼓包，遂带去医院检查，得知是个肿块，当天住院便做了切除手术，3天后出院，眼看着到了开学的日子，没成想，小锦在2024年8月31日离家出走了，他给妈妈发的信息流露出：害怕上学被人欺负。 刘先生说，他和妻子轮番劝孩子，总算劝回孩子去了学校。但仅过了4天，小锦就打回电话说不想上了，原因还是被同学喊外号，“他打电话的那天是周三，想着让娃再坚持两天，到周末回来再说。”周末回到家的小锦，说什么也不愿意去学校了。 在此之前，刘先生说孩子曾给他说过被人喊外号的烦恼，“我让他自己先处理，实在处理不了就去找老师。而且孩子妈妈和老师联系紧密，对孩子在学校的动态也一直有了解，老师反馈孩子在校和同学相处不错，怎么就突然发展到怕去学校的地步了呢？” 2024年9月9日，学校领导、小锦的班主任以及生活老师三人上门劝说小锦。刘先生说，劝说持续了7个小时，最终在校领导写下承诺书的情况下，才令小锦相信，返校不会再被欺负。 2024年9月24日，刘先生带小锦去医院复查“脖子”，他从学校接上孩子直奔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生询问家族遗传史，得知我们家都没人得过这样的病后，推测病因可能缘于学习方面的压力，我当时还说学习上没啥压力。没想到小锦突然出声反问：‘没有吗？没有吗？我在学校里被起外号，你都不帮我，我给老师说也不管用，我天天晚上睡不着，我压力不大吗？’” 刘先生回忆，孩子说话时嘴唇发白、双手发抖、眼神呆滞，明显是努力克制激动情绪、但又很无助的样子，“我内心既心痛又自责，我是把他送到好学校去学知识长本事的，咋变成这样了？” 本以为就是一时闹情绪，接下来的日子，小锦的行为让刘先生夫妇束手无策，“他一直不说话，拒绝与人交流，到饭点不吃饭，反倒是半夜起床偷着泡面吃，也不许家人讲话。” 刘先生认为孩子的问题是学校造成的，拨打合肥市12345便民热线投诉，“甚至于学校认为我是想借机讹他们钱。”刘先生记得是9月下旬，他再次拨打12345时，情绪激动之中撂了狠话，“我想着他们欺负我儿子，欺负的精神都不正常了，如果再没人管，我就开车撞×他们……” 刘先生说让他没想到的是，警方并没有拘留他，“民警得知我是为孩子维权才说了过激言论，很同情我，对我进行了批评教育，表示对我孩子被同学欺负的事情进行调查。” 记者在刘先生提供的警方立案告知书上看到，签发单位是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芙蓉路派出所，小锦被侮辱案于2024年9月24日立案。 2024年9月28日，小锦在母亲的带领下，在派出所做了第一次笔录，详细讲述了上学期间遭受欺辱的情况。12月5日，小锦又想起一些情况，再次前往派出所做补充笔录。 孩子妈妈祝女士说，孩子认为有警察帮他讨公道，说了许多在学校被欺负的情况，孩子说在宿舍里、在教室里、在餐厅、在操场、在厕所……不间断的有人叫他的外号，外号不止一个，有些外号是同学根据他的脸型起的，有的是根据他的网名起的，很不雅很难听。 此后的日子，刘先生一边等警方的调查结果，一边张落给儿子看病。刘先生说，孩子的状态越来越差，“拒绝跟人沟通，有时候大喊大叫，无故打他弟弟，我们都没办法把他带出家门。” 2024年10月，刘先生心力交瘁之下病倒了，“腹部右侧疼痛难忍，去医院检查发现是肝癌复发了。”刘先生说，七八年前，他的肝上做过一次手术，这次诊断长了两个结节，之后刘先生前往上海再次进行手术治疗。 出院后的刘先生天天陪着小锦，他终于说动孩子去医院看病。2024年12月1日，小锦在父亲的陪伴下，前往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专科医院）就诊，被诊断为“童年情绪障碍”和“急性应激反应”。 医生建议住院治疗，但有朋友建议刘先生，青少年心理问题以及精神疾病最好去北京和上海的专科医院。当天，刘先生将孩子带回家，准备做孩子到外地住院治疗的思想工作。孩子始终抵触，为此刘先生说他夜夜睡不着觉。 “那天早上我自己开车去医院，挂了一个专家号，医生询问我的烦恼后，认为我睡不着是因孩子被欺负生病而起，建议我把孩子带来给他看一看，我走的时候医生还嘱咐我不要胡思乱想，开车注意安全，说孩子的问题解决了我自然就能睡着了。” 刘先生说，他出了医生办公室的门，就迫不及待给孩子打电话劝说他看病，“当时，我觉得我遇到了好医生，他的话全说到我心坎上。” 当天上午11点多，刘先生将孩子带到这名专家诊室给孩子就诊，“在问孩子一些情况后，医生突然问我打算问学校要多少钱？这话我听着很反感，我是带孩子来看病的，我跟他说我不要钱，我要孩子健康。” 经过检查，最后刘先生拿到两页病历纸，“这名专家给出的诊断为‘童年情绪障碍’，但此前医生诊断的是“童年情绪障碍”和“急性应激反应”，这个专家咋少了一项？”他认为专家给孩子看的敷衍。 刘先生事后回忆，为此发生争执，当时双方情绪都上来了，“我拍桌子质问他，要他跟我去找院长评理，他拍桌子说他诊断的就是这样，让我滚出去。我们为这个事情相互间都拍了不止一次桌子，他后来说你既然不想走就让你走不了，他就朝楼道里大喊保安，让保安快打110报警，说这里有一个严重的精神病人，他要出去开车撞人……”刘先生说，之后警铃大作，他赶紧往外走，一边走一边跟已经退出门外的孩子说等妈妈来。 刘先生向记者解释他离开的行为，“对方是医生，他喊着说我有精神病，在那个地方，我就是没病，当下肯定也走不了；二是我此前因为撂狠话被警察批评过，他恰巧又捏造我要危害社会的话，我就想着惹不起我躲还不行吗？”刘先生说，人家污蔑他要开车撞人，他肯定是不能开车离开了，便到路边挡了个出租车离开。 刘先生随后去的地方是一名姓柯的心理学博士的工作室，“柯博士是经开区社发局介绍给孩子上门瞧过病的专家。”待他到达柯博士的工作室后，就有不少穿制服的人员找来，刘先生称被抓时的那个场景，他这辈子都忘不了：“他们有持枪的，有拿钢叉的，有拿盾牌的，我当时很难过，拿着手里的检查单，隔着盾牌递给对方，我说我不是精神病人，我是带孩子看病的，和医生吵了架，医生在污蔑我……那一刻，我眼泪就下来了。” 最后他被移交到了三里庵派出所。刘先生说，在派出所做完笔录后，当天下午他即被带到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由民警签字确认，将他送进住院部强制住院治疗精神病。记者查看刘先生的住院病历，确系民警送诊。 记者看到，第一份病历显示“初诊”，“病史”清楚记录着刘先生因孩子的问题出现失眠、入睡困难、烦躁、情绪不稳的情况，也写明患者暂无冲动伤人、毁物、出走行为，辅助检查结果为SDS67.5中度抑郁，以及SAS55.0轻度焦虑。初步诊断为“心境【情感】障碍”。医生给出的处理建议为：解释支持，鼓励支持，对症治疗，合理饮食，适量运动。 刘先生第二次来到该院是帮其子就诊，挂号时间为当天11时15分，挂的还是吴姓专家的号，“是他说让我带孩子来给他看一看。”也就是带孩子看病这次，刘先生多了一份门诊病历，该病历除了他第一份病历上的就诊内容外，追加内容为：“今日上午约11点患者回家带其子来诊室就诊，其情绪十分激动，讲要开车到路上到处撞人……并在诊室里打电话给对方（具体不详）……要对方负责……” 刘先生的第三份病历则是在医生报警后被民警送诊产生的。第三份病历又追加了新内容：“因患者具有危害他人的危险，涉及肇事肇祸，由民警带其前来按肇事肇祸收治住院治疗”。该病历还注明：请示二线主任及总值班主任，经3名主任讨论后患者按肇事肇祸收治住院，在病房进行讨论患者诊疗情况。 以上三份病历日期均为2024年12月11日，住院病历显示：收治刘先生入院已经到了次日凌晨1：42，入院诊断有三项，心境【情感】障碍，肝细胞癌，和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但仅过了一晚，到当日上午10：03，医生就对刘先生的诊断进行了修正，变成“睡眠障碍、肝细胞癌，和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 刘先生向记者讲述了他被强制住院的经历：“当天民警送我去精神病院，医生们从天亮讨论到天黑，最后还是收了，来了好几个专家研究我的病情。进到病房已经到了次日凌晨快两点，被关进一个差不多有十多个人的房间里，一进去就被喂了药，吃的什么药当时也不知道，不吃都不行，要我张嘴检查，我难过的一晚上没睡着。早晨又来了一个医护，我跟她说我没精神病，她说精神病人都说自己不是精神病。我越想越气，想着我出不去孩子没人管。气得腹部疼痛难忍，突然就吐了血。这下他们慌了，检查我口腔里没有出血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推着我去做了好多检查，到下午五六点钟医生就让我出院。” 记者注意到，刘先生的住院病案记录，医护在给刘先生吃的药中，有一种名叫“碳酸锂缓释片”。该药剂主要治疗躁狂症，以及对躁狂和抑郁交替发作的双相情感障碍有很好治疗和预防复发作用，也治疗分裂-情感性精神病。 就刘先生质疑医生报假警一事，5月12日上午，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联系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投诉办何女士说，当时医院收治刘先生是因为他在门诊说了过激的话，医生出于安全考虑报了警，警察以肇事肇祸将其送来，医院收治就是因为警察送诊，但经过检查和专家会诊，确认他不是精神病，次日就为其办理了出院。 刘先生要求医院调监控还自己清白，他说，“既然医生在病历上写着我带孩子看病过程中向不明人士打电话讲了过激的话，那可以调我的通话记录，看看我那段时间给谁打了电话，把人找出来，确认我跟谁扬了言。” 5月14日，刘先生前往送其住进精神病院的三里庵派出所，向警方反映医生报假警的问题。该所相关负责人答复刘先生，医生说刘先生扬言了，民警肯定相信医生，不可能相信刘先生，因为刘先生是被医生诊断为有病的人。公安机关根据《精神卫生法》相关规定，认为刘先生对社会和他人有危险，所以民警送刘先生去精神病院做进一步诊断和治疗，民警做得是对的，如果刘先生认为有问题，可以复议或是去法院起诉。 刘先生在向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讨说法的过程中，该院投诉办经过向院领导汇报请示以及了解，多次给过刘先生回复。其中在6月6日下午的一次回复中，医院否认了刘先生向不明人士打电话扬言的说法。投诉办工作人员称，是双方（指医生和刘先生）因为两页病历纸还是四页的问题发生了争吵，之后刘先生在吵架的过程中言语过激了，说了扬言的话，刘先生并不是给别人打电话扬言的。 对于刘先生挂了一次号，为何会产生三份门诊病历的疑问。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投诉办工作人员起初称医院只给刘先生出过两份病历，但刘先生手中的确有三份病历。院方之后又改口称刘先生的第二份病历是在第一份的病历基础上追加的，因为刘先生说了过激的话，医生在其病历中补充，所以产生了新的病历，这在诊疗中是允许的。 刘先生说，他和医生吵架时是作为患者家属去的，根本没挂号，医生怎么就免费给他诊断还给他开病历？而且还把给他开的第一份病历删除了？“最主要，既然说收治我是为了给我检查是不是精神病，那还没查呢，为何刚住进去就给我喂治疗精神病的药片？” 经芙蓉路派出所民警调查，小锦在校期间，班级同学存在隐晦喊小锦多个侮辱性外号的现象，其外号在班级私下流传，无证据证实是谁第一个起的和喊的，班级同学称喊外号是开玩笑，没有指名道姓，小锦曾向班主任反映过，老师也同时处置过，如在老师的办公室当着老师的面向小锦道歉。喊外号时间较长（2022年入学不久开始至今），参与人员较多，大多在教室、宿舍，无其他行为。 警方认为，小锦在校期间确实存在被喊侮辱性外号的情况，由于涉案人多，且系在校中学生，依据现有证据，小锦被喊外号不应以违法犯罪作评价，定性违规违纪较为适当，关于被同学威胁买饭、被同学敲诈钱财，系日常纠纷。 警方依据公安部、教育部、中央网信办印发《学生欺凌防范处置工作指引（试行）》、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等规定，将相关调查处理意见致函经开区管委会社发局，建议学校依校规校纪进行处理。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防治学生欺凌工作调查小组给出调查结论：认为小锦在校期间被本班部分同学喊绰号，确实给小锦心理造成影响，学校虽对此现象进行干预和处理，但没有有效扼制，存在管理不到位责任，学校及相关教师应承担相应责任。同学间互起互喊绰号，属于互相“玩笑打闹”行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为校园欺凌。 刘先生提供了在上海报警求助的记录，“那天晚上，我在上海拨打了很多次110报警，好几个派出所帮我找孩子……”刘先生说，万幸，孩子在多地派出所的帮助下最终找回。 而小锦在医院的状态也不稳定。2025年5月24日，小锦情绪暴躁，无法控制。刘先生给记者发来照片显示，小锦四肢被捆绑，约束固定在病床上。 5月29日，合肥市经开区组织教育、公安、社区等部门再次到上海了解小锦病情，根据主治医生反馈，小锦现在需要继续药物治疗，短期内返回学校有困难。 6月3日，经开区管委会领导召开调度会，要求社会发展局督促学校进一步付费，学校表示愿意支付相关费用，但需要双方见面进行沟通协商。 陕西一名精神病鉴定专家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精神病的诊断是从意识、感知、思维、情感、意志、行为等多方面考虑的，如果以上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出现问题，那就是有精神疾病了。 比如说，有些人出现感知异常，如：幻觉，包括幻听、幻视、幻嗅；有些人出现思维的问题，包括思维形式、思维内容、思维逻辑异常；情感方面，有些人可出现情绪高涨和低落，或情感倒错，幼稚；有些人可能出现意识问题，出现意识清晰度或意识范围异常，表现症状多样，包含记忆、定向异常，意志、行为异常可表现意志增强或减退，行为冲动，出现暴力行为等。 另一方面，精神异常要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构成精神疾病是一组症状，而不是一个症状。所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精神疾病，不能单一的看症状。 该专家介绍说，医院在收治患者时，要向送诊者以及家属了解患者的既往病史，这是很重要的收治依据。如果门诊收治时就能够诊断，收治即可直接用药，如若当下难以下诊断的，需先收治观察72小时，观察最长不超过两周，医生会根据收治的依据，进行微检查，再加上精神检查，主要是通过谈话，来发现入院者有哪些不正常的地方，确诊了才能用药，观察期间是不能用药的。 该鉴定专家强调，精神病鉴定都是经验性的鉴定，看病亦如此。就是凭医生对精神病人掌握的程度，根据经验，然后去判断这个人是否有精神病，主要是通过谈话，看其是否能够正常交流、思维是否清晰，是否有正常辨认、控制自身行为的能力。通过观察、谈话，去感知。其他测试性的报告单，都是辅助性的参考，因为答题如果本人不按内心的真实想法去答，得出的结果也不准确。 北京市天元（西安）律师事务所胡超奇律师认为：首先，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作为医疗服务的接受方，有权对医疗行为或者医疗结论提出质疑，医生也有义务进行解释和说明。因为家属的质疑，并与之发生争吵，精神病院医生就贸然断定家属是患有严重精神病并报警，是非常草率和荒唐的，是“违反精神障碍诊断标准，将非精神障碍患者诊断为精神障碍患者的”违法行为，依法应当被医疗卫生行政机关根据相关情节和后果，给予相应处罚。 其次，公安机关在接到精神病院医生的报警后，在没有现实危险性的情况下，将已经躲避离开医院的患者家属刘先生强制送往精神病院诊断，是违反《精神卫生法》第28条第2款（“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规定的滥用职权行为，相关责任人应当被处以行政处罚。 首先，刘先生是否在现场打电话给他人称要开车撞人，这一点不难查清，无论是查询刘先生名下电话号码的通话记录还是查看监控，都可以反映医生的说法是否真实。而且刘先生在为孩子的病情就诊过程中，因何又与他人通话，且威胁开车撞人，逻辑上不具备合理性。要知道扬言的话是有目的性的，他对谁扬言，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究竟是真存在危害社会的风险，还是被诬告陷害，这是个关键，无论哪一种可能都不能草草了事，需要相关部门调查清楚。 但医院现在又否认了刘先生与他人打电话时扬言的说法，变成了刘先生在与医生吵架的过程中说了过激言论。那么医生就是医患冲突的一方当事人，其情绪激动之下所做陈述的真实性需进一步核实。如果没有“打电话扬言”的事实，却被写进病历中，医生则涉嫌伪造病历。而警方仅因医生的身份，就抓人并强送精神病医院，医疗机构又说因警方送医而“不得不”将刘先生强制医疗，形成逻辑的死结，就此导致公民的人身被“羁押”，又在重病（肝癌）情况下被强制服用精神类药品。 其次，刘先生从普通“心境”到“扬言开车撞人的精神病人”，再到一般的“睡眠障碍”无需治疗……医院在短时间内做出的三份诊断，这已经不能用一般的随意所能解释了。 医生究竟为刘先生先后出具过几份病历，完全可由卫健部门查看电子病历后台系统，根据《电子病历应用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要求，电子病历是否有删除、篡改和添加，痕迹都会有保存，一查便知。
